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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中国政府对“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管辖权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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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中国政府对“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管辖权的同意 【摘要】 :国际投资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经济模式,伴随着投资,各 种国际经济贸易形式蓬勃发展。 随之而来的是投资者对其投资的安全的担心以及 投资东道国对其境内国外投资的谨慎管理, 投资者和投资东道国之间由于存在着 各自利益不可调和的方面, 两者势必会在一些问题上产生矛盾和分歧,从而导致 两者间纠纷的产生, 这种纠纷的解决往往是根据投资者母国与投资东道国签订的 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中规定的方法进行处理,通常是规定争议双方先进行磋商, 磋商未果后,提请“中心”仲裁。在我国与他国签订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中也有 类似的规定, 文章就是有关中国政府对“中心”仲裁管辖权的态度转变及对中国的 影响。 【关键词】 :管辖权; 同意; 投资 前言 一方面,由于我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年来经济持续发展,中国正通过自身 的改革不断对外开放市场,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例如银行、保 险等之前未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的部门也在逐渐打破封锁,开始对外国投资者开 放;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其潜在的市场是相当巨大的,任何一 为投资者都绝不会错过这个市场; 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一个重 要因素。 基于以上的三个根本原因外国投资者纷纷把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据经 合组织综合统计(OECD)在 2005 年中国共计吸引外资 724 亿美圆, 排名全球十大 吸引投资国家和地区的前三,仅次于英国和美国。 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同时也由于国内市场 的趋向饱和, 许多国内企业或个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国市场,以及*些年来中国经 济的发展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而国内能源的供应到了一个瓶颈阶 段, 中国也开始把眼光放在了一些能源资源大国上,这些均使得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显著提高,特别是在“走出去”战略提出后,根据中国商务部对外合作司发布的> 显示, 中国在 2005 年对外直接投资额为 122.6 亿美圆, 同比增长 123%,截至 2005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 572 亿美圆。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 投资促进与保护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政府与外国政 府签订了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希望借此来使外国投资者放心在中国投资,以吸 引外资加速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也为我国企业或个人对外投资提供有力的保护。 截至 2004 年 11 月 18 日,我国已与 111 个国家签署了 115 个 BIT1。在这些 BIT 中, 中国政府加入了同意“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管辖的规定, 下面本人将就中国政府对中心管辖权同意的情况做一简介。 中国从 1993 年起正式成为>的成员方,在加入公约之初,中国政府对“中心” 管辖权的同意一直持谨慎的态度, 从 1992 年 9 月 30 日我国在与韩国签订的 BIT 中接受 ICSID 仲裁管辖权起,到我国与巴巴多斯于 1998 年 7 月 20 日签订 BIT 止, 我国在签订的 88 个 BIT 中,没有接受 ICSID 仲裁管辖权的有 30 个,接受管辖权 的至少有 13 个,在受管辖权的这些 BIT 中,我国都未全盘接受“中心”的管辖权, 都对“中心”管辖权设置了种种限制,是一种有限同意。 从 1998 年 7 月 20 日我国与巴巴多斯签订 BIT 至今, 我国又签订拉 26 个 BIT, 在这些 BIT 中, 没有接受“中心”管辖权的有 8 个,而全盘接受管辖权的有 17 个, 部分接受管辖权的仅有 1 个。 下面将结合中国与德国政府签订的促进与相互保护 投资协定来具体谈谈我国对“中心”管辖权的同意。 中国对“中心”管辖权的全盘同意, 以中德间 BIT 为例 中国与德国政府于 2003 年 12 月 1 日在北京签订了新的>,取代了 1983 年 10 月 7 日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 新>第九条对投资者与缔约一方争议的解决做了 如下规定: (一) 缔约一方与缔约另一方投资者之间就投资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尽可能 由争议双方当事人友好解决。 (二) 如争议自起被争议一方提出之日六个月内,未能解决,应缔约另一方的 投资者的请求,可以将争议提交仲裁。 (三) 争议应根据 1965 年 3 月 18 日>提交仲裁,除非争议双方同意依据>或 其他仲裁规则设立专设仲裁庭。 (四) 专设仲裁庭做出的任何裁决都应是终局的、具有约束力的。 依据上述 公约的程序所做出的裁决应是具有约束力的且只受公约规定的上诉或补救措施 的影响.。裁决应根据国内法执行。 通过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条约对“中心”管辖权采取了全盘接受的态度,条约并未就何种投资争 议能接受仲裁即仲裁管辖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 而是规定投资产生的任何争议 均可接受仲裁管辖, 这样做往往使一些应排除在仲裁之外的争端被纳入到了仲裁 之中,使得我国政府对外资的管理陷入被动,这无疑扩大了“中心”仲裁管辖权的 范围。 第二, 条约中几乎未规定在仲裁前应用尽当地行政或司法救济措施,而只是 规定六个月的磋商期,这样一来,给了投资者很大的便利空间,他完全可以静等 六个月后直接提出仲裁。 对于我国政府为何一改稳重谨慎的态度,大胆全面地接受“中心”的管辖权, 笔者分析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在中国加入《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初期,由于对 《公约》条款理解不够透彻,在解释和运用《公约》时有一定困难,所以在初期 我国政府对“中心 ”管辖权采取了谨慎同意的态度;随着我国参与国际条约的增 多,对条约内容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条约的理解和运用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使 我国政府改变了对“中心”管辖权的态度。 第二,中国加入《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时,正处于改革 开放的艰难时期, 那时中国经济实力尚未像现在这样有长足发展,处于一个积累 期,国内各种产业均未形成规模,需要特别的保护,国家政策法规也处于波动之 中,所以我国政府为避免风险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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